2016-01-10 08:19:48 來源：光明網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有其存在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理論邏輯和政治邏輯，是中國共產黨人貢獻給世界的思想智慧。

　　歷史基礎：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文化傳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這實際上意味著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有其存在的歷史文化基礎或歷史邏輯。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傳承、弘揚、升華的關系。也就是說，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和升華者。作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諧”、“愛國”、“友善”等價值的傳承、弘揚和升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詳細闡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體現了古圣先賢的思想。

　　不僅如此，在談論作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另一個組成部分的內容，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他也闡釋了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他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們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就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和闡發。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又是基因和滋養的關系。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深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這個概念，就出自《禮記、禮運》，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

　　習近平總書記還善于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來破解當今我國面臨的難題。當今世界不穩定、沖突的因素在增多。習近平總書記力求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協和萬邦”等優秀思想資源，提出了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與合作共贏的思想，以求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這一難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以民族特色。一是內容上的民族特色。如關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蘊含著民族特色。二是語言上的民族特色。如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所講的“打鐵還需自身硬”、“靴子合腳不合腳，自己穿上才知道”、“要踏石有印、抓鐵有痕”、“要具有釘釘子精神”、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就要要刮骨療毒論”等，其話語顯然具有民族風格和特色。

　　首先看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世情黨情國情的關系。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對世情黨情國情進行科學判斷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是從世情黨情國情出發而提升出來的，世情黨情國情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依據。

　　第一，“世情”與“習近平外交戰略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當今的世情：當今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調整，進而引發各種矛盾和沖突，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卻是“全球治理相對滯后?！?/strong>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其他重要因素，引發了世界的“權力轉移”或“力量轉移”。這種權力或力量轉移改變著世界格局和秩序(比如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等)，也引起各國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的重組或調整。在這種重組或調整中，各種利益、文化會發生某種沖突，從而會導致世界不穩定。面對這樣的世情，習近平總書記有效應對、確定目標、精準發力，提出了他的外交戰略思想。 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表達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戰略的思想精髓、核心要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文明互鑒；親誠惠容；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韜光養晦”，又“奮發作為”，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建立以全球治理與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關系、外交新格局和命運共同體：(1)圍繞“和平發展”理念，積極建構好中美、中俄“大國關系”這兩個重“ 點”；(2)圍繞“合作共贏”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發出“一帶一路”戰略合作倡議，搭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線”；(3)圍繞“文明互鑒”理念，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互聯互通，打通歐亞大陸橋這兩個“面”；(4)圍繞“親誠惠容”理念，建設好周邊外交這個“ 局”。如今周邊外交在中國對外關系布局中最為重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始于周邊，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始于周邊，打通歐亞大陸橋始于周邊。最終目標，是破解周邊外交困局，實現多極制約和擁有一定的國際話語權，從中顯示“中國力量?！?/p>

　　第二，“黨情”與“習近平全面從嚴治黨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的黨情：我們黨打得“鐵”很硬，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我們自身還不是很硬?！苯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打的“鐵”比較堅硬。 從總體上講，主要有三塊堅硬的“鐵”：一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積累起來各種矛盾、問題和難題，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二是我國相對發展起來以后進入“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克難”這一新的歷史時期，遭遇更多新的難題；三是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既成強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對我國的圍堵打壓日趨激烈。這意味著新一屆中央是在踏著“尖刀”前進，是在攀登一座沒有探測過的險峻“高山”。就是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困難、挑戰、風險是非常嚴峻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是打“鐵”的主體。既然我們共產黨人所打得“鐵”相當堅硬，那么，作為打“鐵”的主體即中國共產黨人自身必須硬。由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干部隊伍總體上是在積極干事業的。然而，正如胡錦濤同志當年所說的，我們一些共產黨人自身還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這“四種危險”是如何發生的？1978年之初，我們強調“放開”，之后又進一步強調“放活”(這時，一定程度上開始出現了淡化“原則”的現象)，接下來出現了“放松”(如放松世界觀、人生觀改造)，再進一步升級，就出現了“放任”(如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有嘴就任性)，由此進一步升級演變，就出現了“放縱”，最后走向了“放蕩”或“放肆”(如“周永康現象”)，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踐踏一切黨紀法規，進而出現了“四種危險?！?/p>

　　由此， 當務之急且最為關鍵的，就是針對這些問題和短板，圍繞破解“四種危險”提出目標、精準發力，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使我們黨自身真正硬起來。治國先治權，治權先治吏，治吏先治權，治權必從嚴。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敢于直面我們黨面臨的“四種危險”，且首先把破解“四種危險”并使自身硬作為治國理政思路的突破口。第一，針對“精神懈怠”(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確定共識，缺乏凝聚力，缺乏斗志)， 強調“硬在精神?！?/strong>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想信念是我們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凝聚共識；要凝聚改革合力，匯聚社會正能量；要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第二，針對“能力不足”，強調“硬在能力?！?/strong>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減少應酬之風，強化學習之風，建立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組織；要克服本領恐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積極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三，針對“脫離群眾”，強調“硬在作風?！?/strong>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還強調領導干部要做到“三嚴三實?！边@里，作風建設一定落實到用人作風建設上。用人作風決定工作作風，進而決定生活作風以及整個社會風氣！ 第四，針對“消極腐敗”，強調“硬在純潔?！?/strong>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強調在反腐倡廉上要敢下重手，把權力關在制度籠子里?？傊?，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抓好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使我們黨從精神、能力、作風、純潔等方面真正硬起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在解決上述問題時，要把對領導干部的高標準要求與尊重領導干部合法合理的正當利益結合起來。

　　第三，“國情”與“習近平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思想”。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我們的國情：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轉型升級和小康決勝階段，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現代國家治理跟不上?！被谶@種國情，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問題和短板，提出目標且精準發力，既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又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也圍繞結構調整、力量轉移提出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還針對利益博弈和思想分化，提出作為最大公約數且能凝聚共識的中國夢。

　　由上可以看出，世情黨情國情，使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具有問題意識、目標導向、克服短板、精準發力的思想品格。

　　其次來看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黨史國史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并強調要分析研究黨史國史。分析研究黨史國史，根本目的是全面深入總結其經驗教訓，進而深化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等“三大規律”的認識。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在全面深化總結黨史國史經驗教訓、深化對“三大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從對黨史國史的分析研究中，可以提升出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既要善于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又要把握好“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之間的關系?！卑盐丈鐣久?，主要是把握社會基本矛盾狀況，這就涉及到了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如果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基本適合的，那么，它就既可以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也可以促進社會和諧；反之，既會影響社會發展活力，也會影響社會和諧，這時就需要進行調整，調整與治理能力直接相關。就是說，判斷社會基本矛盾狀況的根本標準，主要是看社會發展的“活力”、“和諧”和“治理”狀況。正因如此，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注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求通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來解決好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和諧問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就是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狀況，這涉及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規律需要從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主要矛盾中來揭示。正因如此，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強調發展依然是硬道理，是“第一要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強調要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我國前進中的問題。把握“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之間的關系”，主要就是要圍繞“偉大事業”來推進“偉大工程”，通過推進“偉大工程”來實現“偉大事業”，以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強調要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程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以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源和流的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源”，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流”。

　　這種源和流的關系可以這樣來表述，那就是：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在對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整合基礎上的一種新的提升和飛躍。主要體現在：(1)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思想是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的整合、提升。毛澤東的治黨思想，“從嚴”是其本質特征；鄧小平強調要注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的是注重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從嚴”，也強調“全面”，又注重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還注重從破解我們黨面臨的“四種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入手全面從嚴治黨。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整合和提升。

(2)習近平關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思想，是對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思想的整合、提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進入小康階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時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上世紀90年代，黨的十五大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提出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三步走”設想。即：第一個10年，全面建設小康；第二個10年，達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既思考其任期內的戰略問題，也思考未來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其任期內首要的戰略問題，就是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其未來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首要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二者的有機統一，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既包括“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又超越“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基礎上的一種更高追求。這里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對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整合和升華。

　　(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整合、提升。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重大命題和戰略任務。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6 25”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十二個詞的核心價值觀是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抽象、提升出來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核心理念。

　　(4)習近平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關于“建設小康社會”、“深化改革”、 “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思想的整合、提升。十八大以前，我們黨較為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遵循我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在實踐上集中做“四件大事”：在任期內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把這四件大事加以整合，便形成一個嚴密的有機整體，這就是“四個全面”。對這一有機整體再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發現它們之間構成一個邏輯系統，具有內在聯系，即目標與手段的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個戰略舉措(手段)。正是基于這種思考，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工作時正式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反映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具有歷史基礎和實踐基礎，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的歷史邏輯，且體現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整合和提升。

　　(5)習近平關于“五大發展理念”是對科學發展觀的整合、提升。科學發展觀蘊含著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以及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和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等思想。對這些思想加以整合、概括和提升，可分別提升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把這五大發展理念整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就可以看出，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大決定性因素，同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存在的五大短板。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產生之后，世人關注的第一號問題，就是其治國理政以什么來開局？開局的首要問題，就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堅持什么主義”的問題。道路決定命運！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進行第一次集體學習，且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來開局！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明確強調：貫穿黨的十八大報告的一條主線，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把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聚焦到、落實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來。這是一次具有宣告意義的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開局”問題上旗幟鮮明地強調新一屆中央治國理政的根本主題，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實際上給我們傳遞了一個事關我們黨和國家發展命運的重要政治信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毫不動搖地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可以看出：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十八大精神的關系是堅持和發展的關系，具體說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持”，主要體現在為避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強調“不忘初心”，回歸社會主義的本質。針對有些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誤解為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由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旗幟鮮明地強調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強調要堅持公有制地位不能動搖，必須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在政治領域，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能動搖；在文化領域，強調要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領域，強調要注重保障民生，使人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其一，首次對“中國特色”加以闡釋，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主要包括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根據我們的理解，這里所講的實踐特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理論特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民族特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時代特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現了我國改革創新精神，并注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其二，強調要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共產黨人就必須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里講的偉大斗爭，既指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勝利的艱巨性、曲折性、長期性，又指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應具有凝聚力量、攻堅克難、開拓拼搏的精神狀態。其三，提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目標維度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問題。 其四，對堅定“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予以強調并給以闡釋，認為堅定“三個自信”的實質就是堅守我們的心理防線、精神防線和思想防線。 其五，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體方略進行了頂層設計，也從手段維度回答了怎樣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問題。 其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引領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符合當代中國發展的時代邏輯、現實邏輯和歷史規律，具有雄厚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基礎，因而是水到渠成、應運而生，是建構當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核心內容！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